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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今制奇 参古定法——评《诗学“活法”考索》
2020-05-14 来源:《光明日报》 作者:刘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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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诗歌本无法,也无规,它只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。鲁迅《且介亭杂文·门外文谈》说,早期的诗歌只是人们劳作之时或闲暇之余,为协调步骤,或抒发情感而发出的自然声音,记录下来,很可能就成为诗。从发生学角度看,歌在前,诗在后,“歌诗”可能比“诗歌”更好地概括早期诗歌的特点。《左传》说“歌诗必类”,《墨子》说“歌诗三百”,就是如此。两汉以后,上古流传下来的歌被系统收集整理,作为案头的“诗”,渐渐脱离“歌”的性质,走向独立,“诗歌”便成为主流。《汉书·礼乐志》说:“和亲之说难形,则发之于诗歌咏言。”此后,诗歌逐渐被文人规范,由杂言到四言、五言、七言,由古体到近体。规则确立固然是好事,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束缚。于是人们又要寻找突破,便出现了长短句、散曲乃至现代新诗。从“无法”可依到“有法”可循,由僵化的“死法”到灵动的“活法”,中国诗歌实际上走着一条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道路。

 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,唐宋诗歌的巨变最引人瞩目。

  李、杜、元、白、韩、柳等大诗人开创了唐诗的全盛时期,就像高耸云端的大山,横亘于中晚唐北宋诗人面前。盛唐时期的创作,万众景仰,“何如海日生残夜,一句能令万古传”。往后的路该怎么走?永远臣服在前人脚下,高山仰止,就只能像大历诗人那样,回归自我,追求幽怨孤寂的诗美。这显然不会为那些充满创新意识的诗人所接受。于是,晚唐北宋诗人谋求创新,别开词体,一时蔚为大观。词,终于闯出一条新路。诗呢?是恪守前人的“死法”,还是追求现世的“活法”,这几乎成为那个时代诗学论争的核心。以刘筠、杨亿为代表的“西昆派”选择了模仿,创作上中规中矩,雍容华贵有余,清新闲适不足。当然,其中不乏精彩之句,但总体平平,则毋庸置疑。难怪元好问讥讽这些诗歌“独恨无人作郑笺”,讥讽作者都掉进书袋子,走不出来。

  就在西昆体盛行的后期,胡宿从这个流派中脱颖而出。他也崇拜西昆诸老,追模前人。如“西北浮云连魏阙,东南初日满秦楼”,上句用“西北有高楼,上与浮云齐”,下句用“日出东南隅,照我秦氏楼”。《诗薮》认为这两句“联合成句,词意天然”。可是,尽管语工形肖,终究还是模仿。几乎可以肯定地说,长此以往,不会成就气象。他在《又和前人》诗中无不感慨地写道:“诗中活法无多子,眼里知音有几人?”这里,作者拈出“活法”一词,多少有些反省的意蕴。

  从这里入手,曾明教授敏锐地注意到胡宿诗论的学术史意义。于是,他研读基本文献,爬梳剔抉,将微观的文献解读、版本梳理、文字校勘和宏观的理论阐释、分析考论融会贯通,最终梳理出宋代诗学中“活法”说的演变脉络,并作如下概括:胡宿是宋代诗学“活法”说的创始人,苏轼是“活法”说的成功实践者,吕本中是“活法”说的理论建构者。以“活法”说为线索,以胡宿、苏轼、吕本中为重点,曾明教授将他的思考浓缩在《诗学“活法”考索》一书中,将这一理论命题放置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核心位置,因枝振叶,沿波讨源,看到一些前人不曾注意或讨论不多的文学现象。

  作者发现,在“活法”说提出、阐发和演变过程中,无论是胡宿还是吕本中,常以“弹丸”“珠丸”作比喻。如胡宿诗:“倾出囊中和月露,皎如盘底走珠丸。”“弹丸”“珠丸”等与“活法”,其实大同小异,只是内涵有所不同。苏轼多次以“弹丸”论诗文,有着丰富的审美意象。与之相近的是用“脱兔”比喻,依然是他所倡导的好诗如行云流水,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不可不止。这种比喻自然、贴切,很有诗韵。曾明师从著名学者王发国先生,长期浸润六朝诗学,尤其钟情钟嵘《诗品》。他从胡宿、苏轼等人的主张,联想到谢朓所推崇的“好诗流美圆转如弹丸”说,联想到沈约提出的“三易”说,于是从“音”“义”两个方面上溯六朝,章分句析,旁罗参证,将宋代的“活法”说与六朝诗学联系起来,呈现出一种历史的纵深感。沿着这样的思路,作者又将胡宿等人的主张,与唐代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的美学精神联系起来,为胡宿、苏轼、吕本中的理论主张探得活水源头,找到诗学依据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,胡宿等人所倡导的“活法”说,既是对齐梁流美圆转诗风的继承,也是唐代多元文化交流、佛学儒学互补背景下诗坛革新的必然结果。“活法”说的提出,为中国诗歌由“唐音”向“宋调”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。唯其如此,胡宿无可争议地成为这个转变时期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。

  作者还发现,苏轼的若干文学主张,如“八面受敌”与“以情理推之”,“弹丸脱手”与“兔起鹘落”,“无意为文”与“有为而作”,“随物赋形”与“行云流水”,“以文为诗”与“以赋为文”,“以我观物”与“自是一家”等,无一不是对“活法”说的最好实践。归纳起来,所有的线索都集中在“有意于文者之法”和“无意于文者之法”辩证关系上来。苏轼倡导“无意为文”,并不是绝对的,从创作过程看,最初或出于“无意”,其实始终处在“无意”和“有意”之间,而最终呈现出来的则是“活法”说所指引的“无意”境界,是“天工”与“人巧”、“无意”与“有意”合二为一的最高境界。这种理论主张对北宋文人的思想与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
  吕本中是宋代诗学“活法”说的核心人物。虽然他不是中国诗论“活法”说的首创者,但他对“活法”说所作出的巨大贡献,在某些方面,仍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之处,至少有五个方面的贡献值得表而彰之:一是给“活法”说界定通达的内涵和外延;二是给“活法”说充实应有的内容;三是给“活法”说指明运用的方法;四是为“活法”说探寻理论的来源;五是让“活法”说走向文坛,产生巨大影响。

  为了系统地解释上述发现,作者从传统中国文论语境“内部”出发,将所论要点置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上,重新梳理各种理论命题、核心概念以及这些文学主张在创作方面的种种表现,努力在历史长河中考察其来龙去脉,把握其演变逻辑。同时,作者又时时提醒自己,要以全球语境为参照,超越东西方的隔阂,努力寻找某种“共通”的源头,商略异同,探寻本质。

  更值得称道的是,作者不是孤立地研究文学观念史,而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,将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融为一体,切合实际。譬如他论胡宿诗歌的创作,强调他对西昆派的纠偏,更强调他对北宋中期创作的影响。这种影响不是口号式的,而是创作风格、写作手法的变化。就创作风格而言,胡宿的诗歌既有僻涩难解、艳丽凝重的一面,也有平淡简远、清新自然的另一面;就写作手法而言,他既有割裂古事堆砌丽藻的“昆体”成法,也有直写所见所闻所感的白描手法。这种概括,让我们想起曹植,想起杜甫。他们也是引领诗风转变的关键人物,起着承上启下、继往开来的作用。当然,就诗歌创作成就来说,胡宿远远不能与曹植、杜甫相提并论,但他有诗史的意义。他的诗风僻涩艳丽,手法上对典事的频繁使用,对丽词的过分追求,是“继”西昆体之“往”;白描手法的运用,平淡清新的追求,又预示着新一代诗体的来临。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,胡宿的“活法”说不是简单地对“西昆体”的颠覆,而是拯救“西昆体”的弊端,希望后来者能扬长避短,开创新路。这一点,近似于后来的吕本中,虽脱胎于江西诗派,却反戈一击,用“活法”“金弹”拯救后江西诗派“生硬”“晦涩”之弊。他们的理论反思,他们的创作实践,更有内在的引领力量。

  由诗学上的“死法”“活法”说开去,作者纵横捭阖,视通古今,注意到各种风格往往相辅互补,对立统一。如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、司马相如和扬雄、李白和杜甫、韩愈和柳宗元、苏轼和黄庭坚、鲁迅和郭沫若等等,相辅相成、互为补充。《诗经》似“方”,《楚辞》似“圆”;扬雄似“方”,司马相如似“圆”;杜甫似“方”,李白似“圆”;韩愈似“方”,柳宗元似“圆”;黄庭坚似“方”,苏轼似“圆”;鲁迅似“方”,郭沫若似“圆”。如此等等,还可以举出很多。孟子说:“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”。而上述这些作家作品,无论有无规矩,皆成方圆。这就昭示我们,所谓规矩,所谓方圆,不可偏废,不可或缺。胡宿的“以李补杜”,亦是“以规补矩”,“以圆补方”。方圆互补,意在法外,才是诗学“活法”的真髓所在。

  行文至此,再回到开篇讨论的话题。几千年中国诗歌的演变,无外乎就是一个立规矩又不断地修订规矩、树传统又不断地突破传统的过程。任何一个成功的诗人,或文学理论家,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。《文心雕龙·通变》赞曰:“文律运周,日新其业。变则其久,通则不乏。趋时必果,乘机无怯。望今制奇,参古定法。”强调“通变”意义,参古定法是通,是继承;望今制奇,是变,是创新。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相比,文学的繁荣发展并不一定遵循进化论的规律。体现人类早期文明的某些文学特性,后来者可能永远无法企及。但是文学发展又与人类文明进步相向而行,即从无序到有序。钟嵘把“自然英旨”作为衡量诗歌好坏的标准,强调自然,并不意味着脱离规范。杜甫“晚来渐于诗律细”而又不受诗律束缚,苏轼主张从“严诗律”入手,最后达到“无诗律”境界。何止是诗,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文学体裁,无不如此。如何继承前人精华,如何发挥个人才能,如何创造杰作,这是考验一个文学艺术家是否具有创作天才的重要标志。

  我与曾明教授的结识缘于我们的老师。20世纪90年代初,我在曹道衡先生那里读到王发国先生赠送的专著《诗品考索》,印制比较粗糙,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注意。后来,我的另外一位老师沈玉成先生几次提到这部书,建议我认真阅读。朱熹说:“读书,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,方寻得道理透彻。若不见得缝罅,无由入得。看见缝罅时,脉络自开。”王发国先生的著作也有这个特点。他心细如发,多在寻常处发现蛛丝马迹,讨论的多是前人很少论及的琐细问题,推衍开来,又可能引出许多重大问题。这令我非常感佩。在我的印象中,曾明陪同王发国先生拜访曹先生,我有幸叨陪末座,得与曾明教授结识。在交谈中,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语,也发现原来我们有相近的阅历。后来,彼此都越来越忙,虽有书信往来,见面的机会并不多。2010年,我接手文学所领导工作,开始筹划文学研究所三个“六十年”(文学所创办六十周年,《文学遗产》《文学评论》创刊六十周年)的纪念活动。最初的工作,就是与福建师范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举办研讨会,纪念籍贯为福建长乐的郑振铎和四川万县的何其芳等,他们是文学所创所的元老。在筹划这些活动中,我与曾明教授多有接触,知道他在承担繁重行政工作之余,仍钟情于学术,“不将精力做人情”。他原本研究汉魏六朝文学,随着视野的开阔,下延到唐宋,专心致志地研究宋代文学思想。两年前,他就跟我提及正在撰写的一部论宋代“活法”专著,希望我能作序。我确实很关注汉魏六朝文学思想研究,但精力所限,唐宋以下很少涉猎,很愿意从同行的著作中学到新知。曾明教授的专著给了我这样的机会。譬如反复讨论宋代诗学的“活法”问题,就触动我的联想,认为这一主张不仅限于文学,凡做人做事,读书从政,其实都有一个“择先王之成法,而法其所以为法”(《吕氏春秋·慎大览·察今》)的“通变”问题。孔子主张做人做事要“随心所欲不逾矩”,宋人将这种主张推及读书,突破“死法”“定法”,强调对经典义理的阐发。由此看来,有宋一代诗学中的“活法”说,其实是人类知识传承中一个重要话题,既深且广,远远超出我的理解范围,所以只能翻空臆想,随文札记,愿借这个机会,就教于曾明教授。

  (作者:刘跃进,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文学研究所所长)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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